中国城市正面临一场没有退路的“垃圾战争”(中国城市面临的挑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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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垃圾”是我们每个人生活中难以回避的部分。

近些年，随着中国城市化进程的推进，特别是电商经济和共享经济所带动的快递、外卖等上门服务、智慧生活的铺开，“垃圾围城”现象几乎成为中国大大小小城市的“痛点”。

自上世纪90年代以来，我国便开始生活垃圾分类试点，遗憾的是历次垃圾分类皆收效不佳。

今年7月1日，《上海市生活垃圾管理条例》出台，“垃圾”议题也随之再次置入民众的视野。

本刊尤为关注三点：一是此次上海生活垃圾分类中显现的最棘手的问题和应对之策:二是垃圾围城、垃圾转移现象背后所折射的城市经济发展模式的顽疾:三是从当下的垃圾战争看中国发展循环经济和城市文明的新契机。

为此，本刊记者专访了同济大学可持续发展与管理研究所所长诸大建教授。

中国城市正面临一场没有退路的“垃圾战争”——诸大建教授访谈录诸大建 | 同济大学可持续发展与管理研究所所长、教授李梅| 《探索与争鸣》编辑部主任本文将刊于《探索与争鸣》2019年第9期当前上海生活垃圾处理中的突出问题李诸教授您好！随着上海强制生活垃圾分类时代的开启，注意到您将其称之为一场“垃圾战争”的开启。

您如此界定寓意为何？上海生活垃圾分类在全国具有一定的先行示范意义，可以从中讨论一些普遍性的问题。

年初上海生活垃圾分类开始立法的时候，我曾称其为“垃圾革命”。

革命一词当然具有更多的褒义，寓意着这是一个全新的起点。

需要强调的是，垃圾革命不仅是要处理垃圾，即把城市产生的垃圾用环保且有效的方式分门别类处理掉:更是要减少垃圾，即避免和减少生产和消费中的垃圾产生。

也因此，我现在更愿意称其为“垃圾战争”，寓意着这是一个分阶段、有难度的持久战，不会马到成功:同时，相对于以往的试点行动，现在应当进入全民动员、全民皆兵的状态。

诸大建李此次上海生活垃圾分类如果像您形容的是在打一场硬仗，那么您认为对于战争的认识需要达到怎样的高度，在战争的理解上是否存在一些“拦路虎”？垃圾战争首先是思想的战争和思想的革命。

我觉得，认识上的拦路虎主要是有两个：一个是上上下下对于这场垃圾战争的意义还没有深刻的认识，比如垃圾分类等于垃圾源头减量吗？垃圾战争是否包括不同阶段的目标？二是民众对自己在垃圾战争中的身份定位，以及对自己在生活垃圾分类中应尽的法律义务还没有深刻的认识。

对于第一个问题，垃圾分类等于减少垃圾吗？答案显然是否定的，分类是把原先混合起来的垃圾分门别类，但垃圾总量并没有减少。

说得精细些，我们需要进一步区别两个减量概念：一个是末端处理减量的概念，垃圾末端处理即焚烧和填埋的减量率等于厨余垃圾加上可回收物的量除以垃圾清运量:另一个是垃圾源头减量的概念，垃圾源头的减少率意味着城市垃圾的零增长和负增长。

垃圾分类有利于减少末端处理量，但是不会减少垃圾的源头产生量。

如果说末端处理减量和垃圾源头减量还属于初阶目标，那么我们今天发起的这场垃圾战争的高阶目标，就是环境保护和经济社会发展模式的变革，其直接起因是垃圾已经成为自水污染、空气污染之后的重大环境挑战。

换言之，环境保护是垃圾分类运动的出发点和初心，是要在蓝天碧水的保卫战争之后，打一场规模更大、变革更大的城市环保战争。

实际上，垃圾分类处理的成本要比混合处理高出很多，但是混合处理下的填埋或焚烧会给城市带来很大的环境影响，垃圾分类就是要降低环境的影响，特别是通过把其中的湿垃圾分出来，大幅度提高焚烧的质量，减少填埋的比重。

这是垃圾分类最主要的理由。

人们喜欢说“垃圾是放错了地方的资源”，而我要说“垃圾没有分类就是污染而不是资源”。

资源回收是可以志愿的，可以赚钱的:而污染治理是不可以志愿的，是需要支付成本的。

对于第二个问题，民众应该无条件地参与垃圾分类吗？答案是肯定的而且是刚性的。

在环境问题上，全世界的通行原则就是“谁污染谁负责”，对自己造成的垃圾污染负责，这是每个人都应尽的法律义务，而不存在愿不愿意进行垃圾分类的问题。

可以说，垃圾战争就是中国城市的一场没有退路的强制性参与的人民战争。

我认为，在水、气、土、渣等城市环境问题中，垃圾处理是城市最大的挑战。

对此，不能等待每个人的觉悟提升，有时候必须采取疾风骤雨式的集中治理，然后转化为全社会成员的长期坚持与习惯养成，两相结合，这样才能取得实效、巩固成果。

诸大建李的确，对于民众来说，只有明确了“我是一个兵”，“我为什么而战”这种本源意义上的问题，才真正有利于“垃圾战争”的稳步推进。

而以什么样的战略或者说治理模式推进垃圾战争，如何让“士兵”们的行动跟上节奏，从外部强制到内部主动，则是接下来要追问的。

就治理模式而言，我认为上海的垃圾战争体现的是一种高层发动、政府合作、社会参与的城市合作治理模式。

它既显著区别于1970年代日本东京自下而上的邻避博弈，最初发起于江东区对垃圾填埋的邻避反抗，然后成为东京都23区的社会自治:也区别于2000年以来，上海由狭窄的主管部门推进、简单的自上而下宣传和民众志愿参加结合的行动。

它有三个主要特点：一是主要领导人的直接动员，呼吁垃圾分类是新时尚，上海还为此召开了多年没有的万人动员大会，使得垃圾分类上升为城市发展与治理的战略性事件。

二是超越了以往垃圾分类局限于市容环卫局的情况，强调政府条与条、块与块、条与块之间的无缝隙整合，这突出表现在垃圾分类管理贯穿于四种垃圾的投放、收集、运输、处理全过程，是以往的垃圾分类没有做到的。

当然，万一连条块之间都不顺畅，我们还有党建的空间。

三是制定法规和加强教育，强调垃圾分类是污染治理，需要强制推进，全员无条件参与，同时鼓励大家因地制宜解决问题的创造性。

正是基于以上三点，这次垃圾分类运动才可能一举突破以往十几年的缓慢发展，进入到疾风骤雨式的革命化进程。

这样的动员模式在欧美城市治理中是不多见也不可能的事情。

诸大建李那么，就这场战争的战术或者说具体操作的方式、方法而言，您觉得此次生活垃圾分类中存在的主要挑战是什么？上海的生活垃圾现在实行四分类，即干垃圾、湿垃圾、可回收物和有害垃圾。

这种分类与上海作为沿海城市的垃圾特征相适应。

我国城市人多地少，而餐饮垃圾中水分居多，因此对垃圾的末端处理方式应该从填埋为主转化为焚烧为主。

垃圾分类分出干与湿，就是为了便于焚烧。

其中，湿垃圾或者说厨余垃圾又是垃圾处理中最主要的挑战，也是最有争议性的焦点问题。

厨余垃圾问题主要有两个方面：一是投放厨余垃圾时如何区分且分得有纯度，许多业内人士认为把厨余垃圾分出来的做法是自找麻烦，因为厨余垃圾区分一定要纯，而老百姓一般做不到这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