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0年碳中和深度研究报告(2030年碳中和目标)

1、 碳中和：大重构1.1、 发展的权利：大国博弈与利益统一站在全球视角，我们认为中国加快“碳达峰、碳中和”主要基于以下三方面推动：（1）“碳中和”是中国经济的内在需求——能源保障、产业转型在能源保障方面：2020 年底，我国原油进口依赖度达 73%，天然气进口依赖度 也在 40%以上:基于能源保障考虑，发展新能源具有必要性。

与此同时，我国 已在新能源领域建立起全球优势。

根据麦肯锡测算，我国在太阳能电池板领域的 国家表现远超美国，在所有行业对比中位列第一。

在产业转型方面：虽然“新冠疫情”对全球经济的负面影响正在逐步消除，但是 仍有流动性泛滥、债务问题等未来潜在的风险点:中国经济已经取得了长足的进 度，然而面对比如贸易摩擦、技术封锁等复杂的国际形势，做好自己显得尤为重 要，科技创新和产业升级将是未来重要的发展方向，加快新产业的战略布局，产 业结构调整的力度前所未有，步伐明显加快，在能源与资源领域、网络信息领域、 先进材料与制造领域、农业领域、人口健康领域等出现科技革命的可能性较大。

“碳减排”作为重要的抓手，通过“碳成本”这一要素的流动，推动我国产业结 构性改革。

2）“碳中和”的对立性——大国博弈、贸易摩擦部分发达国家其实此前已多次讨论过包括对中国在内的不实施碳减排限额国家 的进口产品征收“碳关税”，但因经济与贸易依赖性、碳市场不成熟等原因而搁 浅。

根据 OECD 数据，2015 年我国对外出口约 6 亿吨 CO2，其中对美出口 2.26 亿 吨，占比约 35%。

假设国际对我国按 40 美元/吨征收碳税，增加开支约 260 亿 美元:按 100 美元/吨，增加 650 亿美元。

假设我国碳排放成本全部内部化，2019 年我国碳排放 98.26 亿吨，按碳价 100 美元/吨测算，需 9826 亿美元。

“排碳限制”的本质，是一种发展权的限制:而“碳关税”的本质，是应对贸易 劣势的一种手段，而这种劣势，可能一部分是由实施碳减排后成本增加而造成的。

站在我国的角度：“碳关税”既是贸易壁垒“压力”，也是产业结构升级的“动 力”。

为什么“新冠疫情”后，我国推动“碳中和”更加迅速？——增加国际声誉和话 语权。

2019 年我国碳排放量达 98.26 亿吨位列全球第一（人均碳排放和碳排放 量/GDP 均相对较低），自 2005 年以来为全球碳排放总量最高的国家（加入世 贸组织后，全球产业链分工变化所致）。

近年来我国碳排放增速已有所放缓，但 较为庞大的人口基数使得我国碳排放全球占比仍在持续提升，2019 年达 28.76%。

而针对“新冠疫情”源头问题，经常有部分西方国家和人员因政治原因公开抹黑 中国。

而加速推动“碳中和”将助力我国树立负责任的大国形象，在国际气候法 律秩序构建中争取获得“话语权”，并掌握未来全球“游戏规则”的主动权和制 定权。

目前，全人类气候目标竞赛已经开启，根据 EnergyClimate 机构推出的净零排 放竞赛计分卡，目前我国已处于第四梯队，位列全球第 28 位。

3）“碳中和”的统一性：全球难得的政策与利益一致点从全球来看，多数国家已更新 NDC（国家自主贡献）目标。

“碳中和”已成为 全球大趋势。

拜登上台后，美国重新加入《巴黎协定》，应对气候变化是拜登此次总统竞选的 核心承诺之一，未来美国将在全球气候变化、新能源发展方面采取更多的措施。

虽然前期中美在贸易和技术层面有着种种的不愉快，但是在应对全球气候变化方 面，无论是中美还是全球，在碳中和方面，具有相同的利益和方向。

1.2、 我国的碳减排将是一段艰苦的历程尽管全球越来越多的政府正在将碳中和目标纳入国家战略，但就具体目标而言， 仍有区别。

如欧盟在 2020 年 3 月提交《气候中性法》，旨在从法律层面确保欧洲到2050 年成为首个“气候中性”大陆。

美国加州和中国分别制定了 2045 年 和 2060 年“碳中和”目标。

加州的目标包括削减所有温室气体排放，包括二氧 化碳、甲烷等，并抵消其无法削减的排放量，而中国的目标仅针对二氧化碳。

我国碳排放下降斜率更大。

由于发展阶段的不同，发达国家已普遍经历“碳达峰”， 为达到 2050 年“碳中和”，更大程度上只是延续以往的减排斜率。

而我国碳排 放总量仍在增加，需要经历 2030 年前“碳达峰”，然后走向 2060 年前“碳中 和”。

从实现“碳中和”的年限来看，比发达国家时间更紧迫，碳排放下降的斜 率更大。

在陡峭的碳排放量下降曲线背后，是规模化的经济结构转型。

这意味着我国当前 经济结构下相当规模的存量资产将失去原有功能。

煤电资产搁浅的问题，表明了转型需经历阵痛。

一方面，从能源结构和自身禀赋 来看，我国的能源消耗以煤为主，煤电发电量在 2019 年占总发电量的 65%，远 超发达国家:另一方面，我国煤电机组的平均服役年限仅 12 年，而发达国家普 遍达到 40 年以上。

更快的碳排放量下降斜率，意味着将会有大量的未达到退役 年限的煤电资产提前“搁浅”。

根据牛津大学 2017 年研究，在不同的情景假设下，我国煤电搁浅资产规模估算 可能高达 30,860-72,010 亿元（合 4,490-10,470 亿美元），相当于中国 2015 年 GDP 的 4.1-9.5％。

由于近年来我国仍在新建煤电机组，实际搁浅规模可能更 大。

1.3、 “碳中和”对我国意味着什么？在碳排放量结构方面，目前发电已成为占比最高的部门。

2019 年我国碳排放量 115 亿吨，其中发电碳排放量 45.69 亿吨 CO2，占比 40%:工业燃烧碳排放量 33.12 亿吨 CO2，占比 29%。

各大碳排放重点国家中，除美国外，碳排放占比最高的均为发电部门（美国为交通，占比 45%）。

因此，要实现“碳中和”，能源转型首当其冲。

广义的能源板块包括能源的产生、转换、消费过程，用途包括驱动、产热等，是 大多数温室气体排放的根源。

除此之外，交通、工业过程和农业也是温室气体排 放的主要来源。

从微观角度看，工业企业碳核算边界内主要包含三个方面：1）燃料在氧化燃烧过程中产生的温室气体排放:2）在生产、废弃物处理处置过程中除燃料燃烧之外的物理或化学变化造成的温 室气体排放:3）企业输入/出的电力、热力所对应的电力、热力生产环节产生的二氧化碳排放。

这意味着我们需要从燃料燃烧/非燃烧过程着手，向可再生能源转变:或通过节 能降耗的措施减少二氧化碳的排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