信息量巨大!中央高层智囊魏杰、楼继伟等人集体发声!关于中国经济,他们说了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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刚过去的这个周末,中国经济学界的朋友圈被一个会议“刷屏”了。
没错,就是2月16日下午举行的经济学界一年一度的“开年盛会”:中国经济50人论坛2019年年会。
堪称“中国经济学界顶级智囊”的中国经济50人论坛由国务院副总理刘鹤等人草创于1998年,聚集了中国具有一流学术水准,享有较高社会声誉的近50位著名经济学家。
这一论坛已经成为国内外公认的中国高层经济决策的“智库”,亦正在成为窥探中国当前经济政策运行的重要窗口。
今年年会恰逢论坛刚刚完成了一次规模最大的换届,证监会副主席方星海, 中财办副主任、财政部副部长廖岷, 中国财政科学研究院院长刘尚希, 北大国发院院长姚洋等10位年轻官员和学者成为了论坛的新成员。
2019年会是这些新进成员的首次集体亮相。
本次年会以“如何实现‘六稳’,保持经济长期向好”为主题(注:“六稳”即稳就业、稳外贸、稳投资、稳金融、稳外资、稳预期)。
魏杰、方星海、吴敬琏、易纲、楼继伟等参加了年会,为中国经济把脉。
小编精选了几位重量级专家学者的精彩演讲,对于2019年中国的经济发展进行了探究与分析。
魏杰:民营经济发展不是要实惠,而是要公平魏杰 清华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主任过去的2018年是艰辛的一年,结合2018年的状况,2019年有两件非常值得关注的事,一个是保证老百姓的财富安全问题,另一个是要关注民营经济群体。
我们经常看到一个奇怪的现象,有钱了,项目也批了,可就是不干。
为什么?就是因为预期不好,没有安全感。
因此,稳预期实际上在“六稳”当中是非常重要的。
2018年是改革开放四十年,全体劳动者都从无产者变成了有产者,但是2018年大家的预期普遍不好。
老百姓有了财富后,最大的担心就是财富安全问题,找不到安全性的资产,也不知道什么资产是安全的,就产生了恐慌心理。
因此,要让老百姓有安全感,稳预期的一个重要问题就是保证老百姓的财富安全。
四十年财富积累不容易,一旦出问题很麻烦,财富一定得安全。
改革开放四十年,中国经济发展谁功不可没?民营经济群体。
民营经济对我们的经济增长贡献在60%以上,对社会就业贡献在80%以上,这是一个非常重要也非常庞大的群体。
某种层面来讲,这个群体的预期好不好直接关系着中国经济的增长。
但实际在过去的2018年,民营经济是预期最不好的一年。
为什么会出现这种声音?其实民营经济发展不是要优惠,而是要一个公平、平等的市场环境。
那么怎样才能为民营经济的发展营造这种公平、平等的市场环境呢?第一,理论创新。
现在民营经济理论只讲必要性,不讲必然性,反复讲就业增长之类的,好像需要我们是无奈的选择,这种理论是令人难以接受的。
第二,法律必须调整。
必须保证法律的公平、公正。
如果民营企业、国营企业同样发生一个犯罪行为,但是面对的法律准则却不同,怎么能让大家安心?因此,2019年稳预期的一个重要问题就是要对民营企业面临的这两个问题做出切实的调整,来虚的是不行的。
综上所述,2019年稳预期必须要解决这两个重要的问题,一个是保证老百姓的财产安全:另一个民营经济预期一定要提高,理论创新、法律调整必须跟上。
楼继伟:不能行政运动式“去产能” ,产业政策应普惠楼继伟 全国社会保障基金理事会理事长我国经济仍旧处于换挡期、阵痛期和消化期的“三期叠加”,此外,又进一步叠加了“中美经贸摩擦”,下一步要面对的比较大的问题是国际规则重塑的摩擦。
当前正在进行的“三大攻坚战”都是必须做的,也存在还历史欠账的因素。
这是对透支和失误的还欠账,环境污染这么多年,不注重环境污染,现在环境污染治理的时候当然对经济下行是有压力的。
目前面临的重大金融风险,不能都认为是此前6万亿的时候造成的,实际金融自己的加杠杆是2012年第四次金融工作会议以后,大幅度推地方融资平台造成的。
我觉得这是失误的,因此造成了现在重大的金融风险。
高质量发展有利于稳经济。
但有一些做法是行政运动式的方法,这会对“六稳”造成比较大的伤害。
比如运动式的治污,关了再说。
当然中央已经纠正,不能一刀切,要法治化,而且是层层往下越来越放大,这些都在纠正。
行政运动式的去产能,比如煤钢产能在“去”的过程中,由于安置职工,国有企业是要比民营企业难得多,因此在同样污染获得安全标准之下,“去”的民营企业比较多。
后来PPI大幅度上涨,成本向中下游传递,中下游的民营企业比较多,感觉负担沉重。
“去产能”是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三去一降一补”其中重要的一项任务,应多运用市场化、法治化手段,在巩固、增强、提升、畅通上下工夫——用改革的办法完成。
产业政策在经济早期发展阶段起到了一定作用,但后来,产业政策的实际作用“不敢说都是正面的”。
以汽车为例称,产业政策是支持“三大、三小、两微”。
结果“两微”破产了,“三大、三小”基本都合资了。
现在“三大”民企的汽车、自主品牌的汽车基本是在产业政策的围剿和缝隙中成长起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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