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字经济：在发展中反思财政和金融的关系(为什么说推动数字经济的发展)

当前大家对于数字经济：在发展中反思财政和金融的关系都是颇为感兴趣的，那么小编也是在网络上收集了一些相关信息以便大家阅读。

文章是本人近期在CF40首期“金思汇”上演讲的记录整理稿最近市场有两大讨论热点，一是全球似乎又要进入货币宽松时期，资产高估值（美国股票、中国房地产）和低通胀形成反差，货币宽松能走多远？二是关于数字货币的讨论。

两者都涉及财政与金融的关系。

超越经济的短期波动、从宏观大背景出发，我想分享下自己最近在这方面的思考。

回溯中国1990年代以来宏观经济格局变化（图1）。

过去二十年里的第一个十年（1990年代中期到2007年），人口红利是驱动经济增长的因素，体现为劳动年龄人口增量不断增加。

第二个十年（从全球金融危机后到现在），以劳动力年龄人口增量来看人口红利在消退，但金融周期上行阶段，地产和信贷扩张支撑经济。

未来十年人口红利进一步消退，不仅劳动年龄人口净减少，生产者对消费者比例也将下降。

金融周期经过十多年的扩张，从2017、18年开始进入下行调整。

未来10年什么是影响中国经济的新的重大因素呢？我们应该更多关注数字经济。

数字经济并不像主流经济学想象的那么遥远，其对宏观经济格局的影响已经或正在发生。

旧格局：人口红利与金融扩张首先我们回顾下旧格局。

从金融周期视角看（图2），世界主要经济体，包括美国欧元区过去10年都经历了一轮金融周期的下行调整，现在处在新一轮金融周期的上升阶段，中国现在处于金融周期的下行调整期，过去10多年依赖房地产、和信贷扩张的增长模式难以持续。

人口红利有两个概念，一个是劳动年龄人口，劳动力供给影响经济的潜在增长率:还有一个概念是人口年龄结构，青壮年和单纯的消费者老人和小孩的比例，影响经济的供给和需求的平衡，进而影响储蓄和投资，影响收入分配。

过去通胀比较低、贸易顺差高、投资需求强、劳动者报酬较低而资本回报率较高等都是和人口年龄结构有关。

就中国而言，人口红利的拐点已经发生。

不仅劳动年龄人口进入负增长，生产者/消费者比例也在下降，人口年龄结构的变化越来越不利于储蓄和投资，不利于资产估值（图3）。

举个例子，主要经济体的生产者/消费者比例与实际房价呈正相关（图4）。

金融危机后美国的实际房价有所反弹，但相对于人口红利高峰期的时候，还是有较大差距。

从人口角度看，中国的房地产最好的时光也过去了。

我们综合从人口结构与金融的视角，总结下过去几十年对宏观经济平衡的影响（图5）。

1950-70年代，育儿负担重，储蓄率低、自然利率高，同时金融受压抑、财政赤字货币化，宏观经济主要体现为通胀膨胀、金融稳定和贫富分化下降，财政起到了调节收入分配作用。

从1980年代到现在属于人口红利阶段，储蓄率高、自然利率低，同时金融自由化，银行信用包括影子银行信用扩张，通胀消失了，但带来了资产泡沫、金融危机和贫富分化等问题。

那么如何看待未来呢？从人口视角看，育儿负担转变成养老负担，从金融视角看，从金融自由化转变为金融监管。

大方向意味着储蓄率下降、通胀上升、资产估值下降，金融稳定性上升，贫富差距缩小。

当然历史不会简单重复，老年人不像儿童那样是单纯的消费者，随着寿命的延长和健康状况改善，养老安排的不确定性可能使得老年人的储蓄率不会快速下降。

同时，现在的金融监管和战后的金融压抑不太一样，相对温和。

总之，过去几十年我们面临的问题包括资产泡沫、金融风险、贫富分化，未来会不会缓解，多大程度、通过什么路径缓解？一个思考的视角是人口结构和公共政策对金融的态度这两个方面，那这其中有没有影响宏观格局的新的因素？我认为新的因素就是数字经济。

新格局：数字经济随着互联网和移动通信的发展，数字技术被广泛从而对商业模式和经济环境产生根本性的影响，由此产生的新的经济体系一般称之为数字经济。

到目前为止，对数字经济的研究主要在微观层面，比如数字技术的应用、商业模式、竞争、定价等，宏观层面的研究则大为落后。

一个原因是一些数字经济活动的价值不是通过货币化来体现，所以难以纳入传统的宏观经济分析框架，涉及定量分析尤其有这个问题。

我们可以从数字经济微观层面的一些规律性认识出发，对其在宏观层面的含义作一些定性分析，这对我们理解宏观经济和政策框架的演变有帮助。

从微观层面来讲数字经济有三个特征值得关注。

一是大数据降低信息不对称，在传统微观经济分析里，很多经济现象都是源自信息不对称，比如说信贷为什么需要抵押品？因为借贷双方之间信息不透明、金融机构不能准确评估借款人的还债能力与意愿。

信息不对称增加了交易成本，降低信息不对称提升效率。

二是数字经济和传统经济活动比较，规模效应大。

一般来讲，生产的边际成本随着产量的增加而下降，但对于传统产品或者有形产品来讲，这种规模效应是有限的，产量超过一定规模后边际成本又上升。

比如汽车制造厂生产第一辆汽车时边际成本高（因为产能没有充分利用），随后产量增加带来边际成本降低，但超出现有的产能后，再增加产量就需要新的投资，边际成本又增加了。

所以传统经济的规模效应是有限的，超额利润难以持续。

而数字经济的规模效应在某种意义上是无限的，边际成本很低甚至是零。

传统经济活动是竞争性的或者说排他性的（rivalry），北京的空间有限，你买的房子多了，我买房子的价格可能上升。

数字资产具有非竞争性特征（non-rivalry），大家可以共享。

举个例子，比如美团这类APP，一旦开发出来扩散至它的消费群体的时候，边际成本几乎为零。

三是数字经济会带来无形资产垄断租金。

数字经济的规模和网络效应容易带来先发优势，科技巨头像亚马逊、google、阿里、腾讯等在发展阶段，non-rivalry下的零边际成本带来规模快速扩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