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涛：中国的世界史研究融合数字史学要面对的问题

下面要带大家了解的是王涛：中国的世界史研究融合数字史学要面对的问题，希望能给网友您带来不错的体验。

Copyright ?本文原载于《南京大学学报》（哲学·人文科学·社会科学）2019年第2期，转载略有改动。

感谢作者与《南京大学学报》授权！篇幅有限，注释从略。

如需转载，请注明【中国美国史研究会官方公众号“美国史研究”】！作者简介：王涛，男，1979年生，湖北荆州人。

2001年毕业于北京师范大学历史系，获学士学位:2008年毕业于北京大学历史系，获历史学博士学位:曾在德国弗莱堡（Freiburg）大学学习。

现为南京大学历史系教授，主要研究领域涉及教会史、德国史、数字史学等方向。

代表作《主教的书信空间》（南京大学出版社2011年），并在《中国社会科学》、《历史研究》、《世界历史》等核心刊物发表论文多篇。

中国的世界史研究融合数字史学要面对的问题中国史研究与数字史学的结缘，或许可以追溯到梁启超，他在20世纪初期就开始鼓吹“历史统计学”的概念。

在最近十年，中国史研究已经在数据库建设、量化史学等方面取得了许多成果。

面对这样的学术状况，不禁令人感叹，在数字史学领域，世界史学者的身影在哪里？实际的状况或许并没有那么悲观。

笔者现在愈发觉得数字史学的范畴极为广博，并不是说在历史研究过程中一定要使用量化方法，结果的呈现上特别倚重可视化，才配称数字史学。

这样的理解未免过于狭隘，甚至有拒人千里之外的傲慢。

可以肯定的是，在研究实践中，任何使用了电脑技术的协助、享用了互联网技术的便捷、感受了数字化数据的开源，都能理直气壮地称自己的工作属于数字史学。

所以，哪怕你不过是在研究工作的前期使用搜索引擎检索了一下关键词，利用图书馆的专题数据库查阅了电子化档案，在Excel的程序里绘制了一张电子表格，你就有理由把自己纳入数字史学工作者的行列。

当然，比照中国史同事在数字史学领域的深度参与，我们也期待着世界史同行能够与这个新天地有更多亲密接触。

笔者曾经在之前的文章里憧憬，在数字史学的配置下，中国学界的世界史研究将诞生更多具有原创性的学术成果，发出更多具有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学术声音。

这份美好的未来仍然可期，但有许多困难需要我们克服。

对于世界史研究如何介入数字史学的广阔天地，我们可以从美国史学界的发展状况中得到启示。

不得不说，在国内史学界还在犹豫要不要数字史学的时候，我们的美国同行们已经在考虑如何做出更好的数字史学成果了。

这当然跟美国学界更早就开始讨论数字史学这个概念相关。

美国数字史学的先驱人物罗森茨威格（Roy Rosenzweig）在20世纪90年代就在思考数字史学的有效性。

在学术共同体的努力下，美国历史学会（American Historical Association，简称AHA）的官方新闻期刊《历史学展望》（Perspectives on History）于2006年开辟专栏报道与评论数字史学研究的相关活动。

此后的学会年会上，不定期有出现数字史学的讨论版块。

为了满足史学界对数字史学的日益需求，学会于2014年始更是在年会上设置了数字史学工作坊，提供各种层次的技能培训与资源共享。

美国历史学家协会（Organization of American Historians，简称OAH）主办的学术杂志《美国历史杂志》（The Journal of American History）则从学术上对数字史学给予支持。

我们都知道，美国学术杂志的一种通行做法是，在每期刊物上除了刊发专题学术论文之外，还有大量的书评。

这是同行评议的重要体现。

从2013年开始，《美国历史杂志》在传统的“学术书评”（Book Reviews）之外，辟专栏“数字史学评论”（Digital History Reviews），对数字史学的研究成果进行学术评议，这表明数字史学在美国史学界已经相当成熟。

在某种意义上，数字史学已经融入了美国历史研究的主流，就如同环境史、全球史、军事史一样，成为史学研究的一个分支。

近6年来，该专栏发表了评论文章101篇（截止2019年第105卷第4期），先后点评超过一百多个数字史学的研究和项目。

通过对这100多篇学术评论的梳理，我们得以掌握数字史学在美国历史学界的整体发展状况，而其中透露出来的一些特质，对我国的世界史研究能够带来有益的启示。

由于《美国历史杂志》是美国史研究的阵地，所以“数字史学评论”涉及的内容也是美国历史的案例。

但是，从主题上看，评论关注的历史议题包括政治史、经济史、劳工史、殖民史、军事史、艺术史、城市史:从时段上看，从早期美洲史、内战时期、两次世界大战到冷战时期以至于有现当代美国史都有涉及。

其广度和深度表明，数字史学的理念与方法已经顺利地融入到了美国历史研究的方方面面。

评论主要以介绍案例或者项目的内容为主。

总体上看，赞赏的评价远多于批评的意见。

毫无疑问，数字史学的任何尝试都具有创新性和实用价值，所以评论者不会吝啬褒扬的词汇。

尽管没有尽善尽美的项目，或多或少都存在瑕疵，要么是内容上的讹误，要么是技术呈现上的不足，但评论文章保持了相对正面的积极肯定。

即便是批评意见，也是建设性的，期望后续的工作能够得到改进。

之所以在《美国历史杂志》中会出现这种一团和气的评议，主要在于评论者十分清楚，在当前的技术条件和学术环境下，完成一个数字史学的项目是极其耗费人力物力财力的工程:所以，面对一个完成度极高的成果，溢美之词既是对实践者的表彰，也是对后来者的鼓励，总体上是为了数字史学学术共同体的进步。

由此观之，以鼓励为主是美国历史学界对数字史学的基本立场。

美国历史学界早就跳出了对数字史学简单质疑的状态，把更多的精力投入到项目的实践过程，甚至在积极反思，为什么数字史学承诺的各种便利、高效、令人兴奋的学术前景，近10年来还没有实现？《美国历史杂志》的“数字史学评论”突显了数字史学在美国学界是一个充满活力和希望的话题，远比国内学界对数字史学的态度更令人期待。

当然，如果我们更加细致地去考察“数字史学评论”中涉及到的实践案例，还可以看到更多细节，甚至找出理解数字史学发展（尤其是在中国学术语境中）遭遇困难的原因。

首先，我们发现大部分数字史学的项目，都以历史资料整理为主。

史料毫无疑问是历史学研究之根本，这在任何时候都是金律，在修昔底德的时代，在兰克的时代，以至于在数字化的时代，莫不如此。